近年香港政府或政客，常常拿新加坡跟香港比較，向大眾發放要學習新加坡，政治少爭拗(根本沒有爭拗，新加坡只有一個執政黨，人民亦不能反對政府)，民主自由彷彿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。以下有一篇文章，雖然略長，但寫得很有深入，讓我們多了解新加坡。假如每個香港人有屋住，你會接受香港新加坡化嗎?

思考：生活素質有五個向度（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環境），假如香港只重視社會、經濟素質，在政治、文化、環境上要有所犧牲，你會滿足嗎？

譚蕙芸 – 雙城比：新加坡大酒店──真係你想住嘅地方？ 星期日生活   2015年4月19日

【明報專訊】有一刻，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，只需幾十港元，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，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。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、玩滑板、緩步跑。政府規劃之貼心，令人讚歎。誇張點說，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，因為行人、汽車、單車仔細分隔，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，真是有點「受寵若驚」。

我躺在樹蔭下，享受着海風。這一刻，我放鬆得很，我確信新加坡是「最安全的城市」，即使這裏很僻靜，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，也不擔心有賊人，因為這裏是新加坡，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。我想起《李光耀回憶錄》裏說過，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，似乎幾有道理。我開始明白，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，連年被選為「宜居城市」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，危機四伏的單車徑，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。

然而，我對新加坡的好感，卻止於此。

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，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，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，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。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「豪宅組屋」Pinnacle@Duxton。七十歲的居民李伯，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。李伯說，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，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、買屋和退休，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，經濟壓力不小。令我意外是，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：「你們有最低工資、有失業綜援、公立醫院近乎免費，我們卻沒有」。

原來，新加坡也有窮人。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，他說，新加坡的城市規劃、企業管理、公共房屋做得不錯，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。然而，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、單親媽媽、殘疾人士：「若你說新加坡成功，你要問這『傳奇』對哪種人最有利？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、大量跨國公司，他們享受低稅率，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」。BBC去年報道，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，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，僅次於香港。

「黨」給你房屋投它一票

令我隱隱不安是，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，滲入生活每一角落。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《成長在李光耀時代》提到，自幼已認識「人民行動黨」，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。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（人民行動黨縮寫）的幼稚園，幼兒穿著校服，心口繡有該黨「閃電」標誌。幾歲大的小朋友，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，讓我覺得有點不妥。李光耀的「人民行動黨」幾十年主導新加坡，「政黨＝國家」是常態。學者Velayutham說，新加坡選舉特色是，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，「黨」給你房屋、教育，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，基本上，「國家」和「黨」是分不開的。

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，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，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，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。我發現，這位「國父」在人民心中，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，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。一位Thulasy Ram寫道：「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，食物和住屋，保障我們的安全。」一位Jasmine Ang寫道：「李總理你的傳奇是：乾淨的食水，建立組屋，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。」學者Velayutham說，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，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「功利」關係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，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，把新加坡當作「酒店」而不是一個「家」：「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-run,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.」學者Velayutham指出，造成今日局面，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，因為政府鼓勵國民「被動享受福利」，不是成為「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」。

在新加坡，想關心社會，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？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，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，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，並因示威入獄。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，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。我問，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，徐尷尬地說：「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，已好好心，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。」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，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。新加坡的「民主選舉」幾十年來，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，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「人權、自由」作號召，更被邊緣化，不少新加坡人說：「講西方的人權自由，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，沒有共鳴。」

fine city「你肯定無人偷聽？」

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，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，瞪大眼用Singlish說：「Hong Kong has a lot of 『蒲test聽』（protesting），very scary。」（香港有很多示威，很駭人）。新加坡人常把「害怕」掛在嘴邊。李光耀在自傳裏說，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「嚴懲」、「讓人不寒而慄」是有效的統治手法（《李光耀回憶錄》上冊P.92）。我和新加坡人閒談，常感到一種焦慮。當談及政治，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，會東張西望，疑神疑鬼，神色緊張問：「你肯定無人偷聽？」

漸漸，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，我不認為新加坡人「本質上」如此，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。因為大家都知，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。新加坡人自稱「fine city」（罰則之都），規管多多，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。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。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：「李光耀最出名是，用冗長細緻的『卡夫卡式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。」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，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，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，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。

「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」

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，尷尬地苦笑，他承認，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「有點蠢」，明知無成果都去做，他反問我：「有乜用吖？在新加坡搞示威，通通go to jail。」老一輩都記得，八十年代，二十多社運人士在「光譜行動」中被指為「共產黨員」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；十年前，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，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「政治媒體」需要登記，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；近日，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。

在新加坡，唯一可以「合法示威」的地方芳林公園，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，還豎立一個牌寫住「Speakers’ Corner」。使用規矩也多：外國人不能參加，只限星洲居民使用，而且要事先申請。有人帶我去參觀，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，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。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，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。在新加坡，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「大型示威」；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，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，均表現震驚。

在星洲的大學，讀「搵錢」的實用科目最熱門，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，便邀請美國名牌「耶魯大學」來星設分校，主攻人文學科，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，擔心自由風氣不保，拖累「耶魯個招牌」。果然，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-NUS成立只三年，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, with Love，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「破壞國家安全」為由全國禁播，學校一度向政府拿「批文」，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「低調播放」，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「恍似有自由」的錯覺，最後Yale-NUS放棄播放該電影。

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

不少學者指出，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，也被規管。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「No good lah!」，被戲稱為「Singlish」，雖然文法不標準，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，深富本土特色。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，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，被指為「過度使用Singlish」。學者Velayutham 指，星政府視Singlish為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」，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，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，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，缺乏創意。

Velayutham分析，「星洲人縱有不滿，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，認為一旦『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』。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，唯有犬儒地服從。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，不會覺得是『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』，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，敬而遠之，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。」

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，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，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，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：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，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。基本上，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，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。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，你要知道她為『成功故事』付出了什麼代價。當新加坡走上『功利主義』和『對異見者零容忍』這條路，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，仍保持着抗爭精神。在新加坡，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；但在香港，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，令我印象深刻。」

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

未去新加坡之前，我好奇，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，「香港要學新加坡」，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：「再爭拗下去，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」。到訪彼邦之後，我反而覺得，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，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。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，街道整潔，居所寬敞，但思想空間卻狹隘，精神領域令人窒息。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：放過香港吧，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。

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，已故「鬼才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、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，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，肯定沒法通過審查；若香港學新加坡，唱作donald tsang,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。如果香港學新加坡，大學就沒有集會，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。或許，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，事實上，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「星洲化」，向傳媒發律師信、向學術自由開刀、有人說要立「國安法」。其實，那些「達官貴人」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，潛台詞是，把我們困在「Maslow金字塔」最低層，給你一間組屋，你在裏面「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」，用物質塞住你個口，大家就不敢「渴望心中富有」，像新加坡人一樣，無奈也好、甘心情願也好，總之就要你閉嘴。

延伸閱讀
1.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: Nation,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,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
2. Renaissance Singapore? Economy, Culture and Politics, 2007 Kenneth Paul Tan
3. 《成長在李光耀時代》2014 李慧敏
4. 《李光耀回憶錄》上下冊1998、2000